李洪岩

　　钱锺书先生去世后，常有朋友问我：钱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许多读书人那么如醉如痴地崇拜他？我说，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不过，可以讲一讲“管锥编”这三个字的涵义；通过这三个字，你可以去体会一下钱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大。

　　《管锥编》是钱先生的学术代表作，1979年8月由北京的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当时共出版了四册，后来又加上一册订补，共五册，大约有一百万字。这部巨著出版至今已将近20年了，但不要说读懂，就是通读一遍的人，恐怕也并不很多。原因很简单，这部书实在是太难读了。不讲正文，只讲书名“管锥编”三个字，一般人恐怕就很难明白其意思。

　　按我的理解，“管锥编”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暗藏着“钱锺书”的名字，是“钱锺书集”的意思。原来，钱锺书的笔名叫“中书君”，而“中书君”是“笔”的意思。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补订本第566页说，唐代文人韩愈曾经以“中书君”代指“笔”。“管锥编”的“管锥”二字，也是“笔”的意思。翻一翻韩愈的《毛颍传》、《新五代史·史弘肇传》，就知道“笔”还有两个称呼：“管城子”、“毛锥子”，简称作“管”、“锥”。这样一换算，我们就明白“管锥”原来就是“钱锺书”的意思了。

　　这里须注意两点：一、钱锺书是以笔的名字作笔名，又以自己的笔名换算作书名。这一点，除他之外，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人了。二、笔是用来写字的，换言之，“笔”的特点就在于“锺书”，而“锺书”与“中书”同音。汉代学者刘向校雠中秘藏书，有所谓“中书”、“外书”的区别。所以，“管锥编”这三个字大概还暗示有读尽天下秘籍、考清学术源流的涵义。

　　第二、“以管窥天，以锥指地”的意思，既表示自谦，也表示自有一方天地。据《庄子·秋水》记载，魏公子魏牟曾经教训思想家公孙龙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意思是说，你琐琐碎碎地去辩论，真好比是用竹管去看天，用锥子去量地，不是太渺小了吗？这样一个比喻，在《说苑·辨物》、《史记·扁鹊传》、《韩诗外传》等古籍中也运用过。钱先生借用这个典故，是说自己的书不过是“以管窥天”而已。基于这个认识，他曾经表示，《管锥编》的英文译名可以叫做“有限的观察”，再加个副标题：“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

　　不过，这里又含有自成一家、独得其乐的意思。《庄子·秋水》里说，井底之蛙不知道井外的世界之大，却独占一坑水，独据一口井，自得其乐。钱先生反用这个典故，实际上在自谦中含有自负。钱先生的号是“槐聚”，原本出自元好问的两句诗：“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以具体显现共相”的意思，表示的是一种方法论。“管”、“锥”是具体，“天”、“地”则是共相。所谓“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从方法学的角度看，就是通过对许多具体微观问题的阐释，来揭示一些宏观的理论性问题。换言之，就是试图从眼角眉梢看情感、从麦浪麦梢察风向。我们常听人说的“全息理论”，就是这个意思：从手指头偏能看出心脏病。我在《钱锺书生平与学术》中说过，“草色遥看近却无”，是体系化方法，看出了春天；“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具体显现共相的方法，也同样能看出春天。但是，后者有了形象，有了具体的事物，比前者多出一些东西。钱先生的《管锥编》，就是后一种形式。它不是没有体系，而是一种蕴涵在具体中的体系。假如“体系”垮掉了，形象、具体的事物、材料等等，还会存在，不至于像黑格尔体系那样“死狗般地”被抛弃。老黑的体系垮了，剩下的也还是些具体的东西。所以，钱先生说过，他采用的是现象学的方法。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呢？我理解就是“以具体显现共相”。有学者曾经论述钱先生的“单位观念史学”方法，有学者说钱先生的方法是“以实涵虚”。我想，“管锥编”的书名对此均有所暗示。

　　《管锥编》这部书，可以说是字字都由戥子称出，仿佛诸葛亮布八阵图，暗扣儿甚多。读者稍不留心，便陷入文字的迷误之源。讲了“管锥编”三字的涵义，读者对此当会有所体会。据我所知，对“管锥编”三字进行解释的，有夏志清、柳存仁、高阳、陆文虎四位。我这里的解说，就参考了他们的文章。不过，要想更加深入地体会《管锥编》的妙处，体会钱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绝不能仅仅靠别人的解说，而必须去钻研原著。

　《管锥编》是笔记体吗

　　在钱锺书研究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认为《管锥编》是笔记体。这种观点，都被人说烂了，特别是《管锥编》的英文译名，更加深了人们对该书“札记”、“笔记”的印象。它似乎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定论了。笔记体嘛，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体系喽。而且，在蒋寅看来，《管锥编》不仅是笔记，而且是二流笔记，距一流笔记如《日知录》，还差得远，因为后者毕竟是“大师之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管锥编》只是“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学术笔记的路子”而已。

　　实际上，“笔记”在汉语中有其特定涵义，不能与英文的“札记”随意比附。仅就汉语的特定涵义说，我认为《管锥编》并不是笔记体。

　　从传统观点看，中国人著书立说在形式上的最高境界之一，是“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换言之，带着镣铐跳舞，跳得还要很轻巧。这种思想，大概导源于《春秋》。孔子说：垂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就是说，与其写一部讲大道理的理论著作，不如写一部具体的历史，将大道理大理论蕴涵在具体的史实当中。但要写史，就需有写作的体例。《春秋》有五例，笔则笔，削则削，约其文辞而指博，严格得据说子夏之徒都不能赞一辞。从此，所谓“例”，就成为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对“例”的讲究，其基本精神和古人在作诗上的境界是一致的：既要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又不能跑韵。而末流则往往顾头不顾尾，或表达了思想感情而泄韵，或为了押韵而制造感情。只要看柳诒徵《国史要义·史例》便能了然一二。当然，历史“进化”到今天，各路草茅名士早已不屑斤斤于此。

　　那么，中国的笔记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呢？没有。笔记在传统中国人那里不被视为正规著作，其特点，就是不拘体例。也许正是因为它不拘体例，才不被视为正规著作。所以，像《日知录》，体例在笔记中堪称是最严整的，但比起正规著述，还是比较灵活。此外，笔记什么都可以写，并非用来笺证古籍，在材料的采用上也不要求一网打尽。

　　将笔记的特点与《管锥编》对照，就会发现后者与笔记是完全不同的。钱先生是写作方面的完美主义者，欲将写作方面的各种能事（材料、文辞、体例等等）集于一身，并特别喜欢因难见巧（这才显得本领大）。所以，把《管锥编》与结构松散、内容随意、不大讲究修辞的笔记相提并论，钱先生大概不会认同。《管锥编》真正做到了“博征其材”，每一类材料尽量一网打尽，以至不惜过后进行“补”、“订”。然后是“约守其例”，体例极其严整，从遣词造句到布局安排，都费尽苦心，绝不失体破例。甚至什么情况说什么话，用什么字，引什么文，引长引短，都异常严谨。它的文字一律以笺释古籍的形式出现，每段都借着古书上的若干字句引起，以“按”字划界，毫无例外。现当代学者，则几乎不见姓名。有时标示“偶睹”、“近人”、“参观”等字样，无不蕴涵话外音。如此严整的体例，是笔记中所看不到的。所以，即便硬往古籍分类上比附，这种著述形式也不是笔记体，而是注疏体，其例最近解谊、义疏，故、训、传、说、记、注、解等等散布其中。此外，《管锥编》极其讲究修辞，这也是笔记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