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梦想 筑梦上海

　　吴小莉（以下简称吴）：这是世博会领带吧？您是否经常戴世博领带？

　　俞正声（以下简称俞）：对，是世博会领带，很漂亮吧。今年人代会上我戴了，准备上主席台时好几位同志问：“你这条领带不错嘛，怎么这么鲜艳啊？”我说：“是世博会的领带。”我主张客人来了要送点世博会纪念品，很多人不了解世博会。以前我对世博会的了解就是知道张裕葡萄酒、茅台酒得过世博会金奖，后来去日本参观了爱知世博会。可以说，到上海工作之前我对上海世博会没有什么概念。上海世博会是什么主题？有什么内容？很多人不了解世博会，所以世博会需要大力宣传。

　　吴:上海世博会是国家举办，上海承办，是国家行为，它的规格比北京奥运会还要高，这对于上海的组织者来说是不是压力更大？

　　俞：这个问题指的是举办的形式。北京奥运会是北京市申办，世博会是国家申办，这是形式上的不同。北京奥运会是举全国之力，上海世博会是国家主办、上海承办，实际上也是全国支援。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各有各的难度。讲影响当然是奥运会大，奥运会在全世界的影响比世博会大得多。北京奥运会前，全国人民都知道北京要办奥运会，但是现在估计知道上海要办世博会的，还不敢说是大多数。

　　吴：有媒体评价，说以前上海申办世博是“好胜心”为主，慢慢“好胜心”的概念平民化、平实化了。而您也多次强调现在必须积极培养和引导大家的“好奇心”，这话怎么理解？

　　俞：说过去是“好胜心”来申办世博会，这个恐怕不准确。我没参加过申办世博会，当时是李岚清副总理、吴仪同志他们代表国家去申办的。我的理解，国家要申办世博会，是因为世博会能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不是因为我们要超过别人。

　　怎样能吸引更多人来参观世博会呢？就要靠“好奇心”，让大家觉得世博会上有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来看一次世博会不容易，门票价格100多块钱，乘坐交通工具来上海，在这里住宿，世博园里总要有能吸引人的东西吧。我说的“好奇心”就是世博会要能吸引观众。要吸引观众就要适当地进行宣传，要宣传世博的理念和新技术，宣传各个国家的展馆，让大家觉得到世博园能够增长知识，了解世界。

　　世博会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一百多年前，有几个中国人看到国外世界博览会的兴旺，希望也能在上海举办世博会。其中一位文人叫陆士谔 ，他写了部小说，想象将来有一天能够在浦东举办世博会，还设想了江底通隧道等情形，这就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梦想。目前，要吸引更多人来看世博会，就需要引起大家对世博会的好奇，让大家觉得到世博园看一看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还需要我们做许多宣传，让大家感觉到，看一看世博就能知道世界有多奇妙。

 

汇聚天下 平安快乐

　　吴:您提到上海世博会和北京举办奥运会各有不同的难度，现在上海世博会已经不到300天就要开园了，目前，您觉得最担心的是什么？

　　俞：“担心”这个词太重了，或者说是我们最注意的问题吧。上海世博会的难处在哪儿呢？就是时间很长，人数很多。6个月，5月1日到10月31日；人数很多，我们估计可能有7000万人，这是估计数。这么长时间来这么多人，既要平安又要快乐，难度很大。奥运会是以运动员为中心，很多措施都要替运动员考虑，观众是第二位的；世博会是以参观者为中心。参观者能不能快快乐乐地参观，能不能安安全全地参观，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但是平安、快乐和时间长、人数多是有矛盾的。历次比较大型的世博会，许多馆都要排长队，我们估计这次世博会有些馆可能也会排长队。7000万人在6个月的时间里汇聚到园区，平均一天大概有40万人左右。天热时与天凉时、休息日与工作日之间又会相差很多。有人估计高峰时在3.28平方公里的园区里可能会达到70万人，人均4平方米多，肯定很挤了。比如说中国国家馆，每天40万人中只有4万人左右能参观中国馆。人多了排长队难免就不很快乐，你要让他快乐，人就要少，但世博会总是希望大家都来看，所以“平安”和“快乐”是我们目前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吴：上海世博会估计有7000万人来参观，这个估计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数字是保守的还是乐观的？

　　俞：世博局的同志告诉我，每年来上海的旅客总量中可能会参观世博会的取个百分数；再估算出因为世博会吸引力因素来上海的旅客数，把两个估计数合在一起形成了7000万。为了均衡客源，我们的门票分普通日票和指定日票，就是估计参观者最多的那些日子实行指定日票,写上指定日期，普通票不能来参观。比如说“五一”假期、“十一”假期和闭幕前一周，这都可能是人最多的时候，这些日子都是指定票。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避免客流太集中。我们希望总量不要突破7000万太多。

　　吴:我们知道安保的措施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就会公开，安检会像北京奥运会这样严格吗？比如说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过安检。怎样能够通过安检减少不安全因素，但又做到不扰民？

　　俞：解决办法就是统筹兼顾。我们要在保持上海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研究各种平安措施。园区要封闭管理，进入园区要安检，这些措施肯定要采取。如果大家排长队等待安检，肯定不快乐又不安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设想开园时间提前，到底提前到几点还没定，比如说8点开园，或是7点开园。世博园区本身是个建筑的展览会，提前开园大家可以散散步、照照相，看看各种展馆外形，坐在椅子上休息休息，逛逛江边世博公园，到园区里吃点早餐。这样就把我们开馆和开园的时间错开，使大家快快乐乐地入园，安安全全地入园。这是很多措施中的一种。当然园区安检措施会很严格，比如说瓶装的饮料不能带入园。

　　吴：这次上海世博会将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俞：世博会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成功、精彩、难忘”。“成功”就是不失败，能平安举行世博会。“精彩”就是有很多看点。除了展馆外，世博园里还有很多表演，当然也可能有很多特色小吃。世博期间，中国每个省区市都会有一个活动周，把各自的特色小吃在小吃街里摆出来，我相信这个也会很精彩。“难忘”就比较难做到。“精彩”是一时的感觉，“难忘”是一个长期的印象,这取决于我们对主题的演绎和表达能不能让参观者接受，取决于你的表达方式能不能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观众参观完了觉得很好玩、很热闹，也许能达到精彩，但做不到难忘，做到难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吴：截至6月4日的官方通告说，现在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大概有239家，但是相信很快就能突破这个数字。我们首先来看看大家比较关注的几家，其中有美国馆。美国馆本身因为经费的问题一直迟迟没有落实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哪些努力，跟美国方面都有哪些沟通和协调？

　　俞：我们通过多方面加强沟通协调。领导人出访，美国领导人和企业家到中国来，在彼此的接触中经常会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企业能够支持美国馆。美国馆的困难不在于美国不想参加，而在于美国法律规定不允许财政资金用于美国馆。现在美国经济遇到很多困难，很多企业感觉到有难处，这使得美国馆的筹建面临障碍。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特别是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亲自出面做工作，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见美国政府领导和企业家时也反复强调，美国馆应该出现在上海世博会。现在通过努力，已经有了很大进展，我想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恐怕就会出现一个准确的消息。（编者注：7月10日，美国与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签订了参展合同，17日美国馆举行了动工仪式。）

　　吴：我们刚提到很快要突破2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世博会，这在世博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许多从来没参加过世博会的非洲国家，这次都来上海参加世博会。我们是怎样做到的？ （编者注：截至2009年8月3日，已有24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上海世博会。）

　　俞：世博会的展馆有三种方式，一是自建馆，就是有关国家自己在这里建设，自己布展；还有一种是租赁馆，就是我们建好场馆租给他们，由他们自己负责布展；还有就是联合馆，由很多国家一起组成的一个馆，比如非洲联合馆，当然也是我们建设他们自己布展。按照申办时的承诺，我们要拿出1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参展。

　　吴：台湾有40年没有被邀请参加世博会，这次上海世博会为什么觉得台湾馆的设立是非常重要的？

　　俞：当然重要。台湾馆已经定了，台湾的世贸中心来组织参展。台湾有许多很好的城市发展理念，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中国办这么大的世博会，台湾理所当然应该参加。

　　吴：中国馆的设计是公开招标、甄选的，而且要求用中文。有人提出，为什么一定要是中国人、华人来设计这个馆？设计图纸出来也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您现在对中国馆怎么评价？

　　俞：这个馆的设计是招标的，中标的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何静堂院士，是国内很有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评审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建筑学会的理事长宋春华。我到上海之后在网站上看到了中国馆的照片，第一印象，很难看。宋春华对我说：“国家大剧院出来时，你赞成，我反对，现在我也赞成了。中国馆你也会越看越爱看的。”现在我确实是越看越爱看，越来越觉得中国馆好看，因为它很有我们民族的特色。

　　为什么要让中国人设计？我想我们建筑界普遍有这么一个呼声。若干年来，我们国家很多重要建筑，大多由外国设计师设计，比如北京鸟巢、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电视台大楼等。在一个时期中间，我们引进很多国外设计师参与竞赛，这个是应该的，但在设计竞赛中，出现了过分追求离奇设计的倾向，而不是更多注意民族特色。还有一种倾向，就是为了追求离奇的结果而不注重节能和环保。我当建设部长时，很多建筑学家、设计师对此有看法，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当时上海市领导和国家的组委会确定这个招标要面向国内，要用中文，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世博会的中国馆，应该是由国内设计师设计的、能体现中国元素的建筑。现在，我听到的大多数人的议论是好的。

　　吴：您曾经谈到，希望和兄弟省市共同分享筹办世博会的机遇。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有媒体评价上海已经不再以老大哥自居，更多地和大家一起合作共赢，对此您怎么评价？

　　俞：上海要服务全国、服务长江流域、服务长三角，在服务中间发展自己。有没有以老大哥自居，我是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上海经济总量不如周边的江苏、浙江等省。当然上海也有自己的优势，上海的商业环境、交通、各种交易的聚集程度，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所以中央才明确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绿色世博 和谐理念

　　吴：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和此后的很多届世博会都是全世界的焦点，但是近些年来它不像奥运会、世界杯那样吸引人的眼球，您怎样看这样的说法？上海已经做了很多的海外巡回推广，做了很多宣传，您觉得目前对于上海世博会的认知和理解符合您的预期吗？未来还将怎样进行宣传？ 

　　俞：怎么宣传上海世博会？要采取各种形式，让大家了解世博会。今天的世博会跟一百年前的世博会，或者说与七八十年前的世博会比，有了很大变化。最早的世博会是产品的展示，通过新产品吸引大家的目光。后来的世博会不再以展示产品为主，而是宣传一种理念。本次世博会宣传什么理念呢？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通过世博会，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城市，了解怎样才能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实现城市、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城市科学发展的中心，就是两个字：和谐。有人讲，“世博会是世界文明的盛会”、“我们大家的世博”，我赞成这两句话，它宣传了世界文化发展的理念。比如，在西班牙召开的世博会是以“水”为主题，讲我们要珍惜水、爱惜水环境。在宣扬理念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一些科技的发展，比如城市中的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城市就要减少碳的排放量，减少环境污染，要用节能设备和信息技术来武装城市。我估计许多国家馆、企业馆都会展示他们最新的技术。比如我们的世博园区有3.28平方公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是碳的零排放，这就是宣传一种理念。这次世博会用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一个太阳能发电区域，这也是在宣传一种理念。

　　吴：有人说，本届世博会要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的话，必须要有像您提到的创新的科技、理念或者思维。有人觉得，上海世博会其实最大的看点就是“中国”两个字，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俞：这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是讲城市的科学发展，这个主题也是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大家关心气候变暖，关心我们的环境，这次世博会的主题实质上就是讲环境、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次世博会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要让历史来评价，我们说不清楚，但是它的主题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价值的主题。

　　

共克时艰 提振信心

　　吴:世博会其实是一次经济奥林匹克，有人说芝加哥世博会曾经在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给经济注入了活力，给民众带来了信心和勇气。您觉得芝加哥世博会为什么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有什么地方可以借鉴？

　　俞：世博会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契机，当前全球经济遇到很大困难，摆脱的出路在哪里？大家各有各的药方。但是很多国家不约而同地想到要用新能源产品，既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又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我想这次世博会上，在各个国家馆和企业馆中间，这可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次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所宣传的城市和谐发展理念，对经济的拉动是新能源的、绿色能源的拉动。如果大家接受这种理念，我们新能源、节能型经济的发展就会上一个新台阶，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拉动是不可估量的。当然世博会也能直接拉动经济，比如说，很多人到这儿参观，上海的旅游业等都会兴旺。上海的轨道交通建设到明年可以达到420公里，去年年底才230公里，这些都是直接的经济拉动。更重要的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的结构调整方向上，相信本届世博会会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说太阳能的利用、风能的利用、减少碳排放的新型发电装置的逐步推行、节能汽车、电动汽车，这些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我相信世博会后大家对这点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吴：有人认为芝加哥世博会成功的几个原因，就是新兴事物的推行，还有民众的积极参与，那么这两方面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效法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大力去追赶的？

　　俞：大家来参观就是积极参与。我相信现在世博园区的建设和将来的管理中间，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装备和装置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刺激。比如我们希望在世博园区里采用新一代无线通讯技术，这会大大加快无线通讯包括无线上网的速率，这就是一个新的提升。新能源技术、新能源产品的使用，是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升，对经济也会有很大的推动力。

　　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您曾经提到过没有一家提出退展，那是不是有提出要求帮忙或支持的？

　　俞：金融危机之后有些国家有困难，困难在哪儿呢？就是少数国家觉得自建馆有困难，改成租赁馆了。原定用租赁馆和联合馆的国家因为经济困难正式提出不来参加世博会的还没有。

　　吴：前不久您在接待香港媒体代表团时，提到世博会现在投资金额大概有300亿人民币左右。也有境外媒体提出，如果加上间接投资，包括城市的翻新、包括基础建设、轨道交通的话，估计达到450亿美元。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俞：这个账要看怎么算了。其中投入最大的是轨道交通，明年要通车420公里，把轨道交通算在世博会的投资上，他愿意这么算我也不反对。上海确实是利用世博会契机，加快了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在解决上海居民出行难问题上迈了一大步。这就是利用世博会的机会给上海人民办好事。上海现在交通很拥挤，解决交通问题主要的出路还是要把轨道交通、公共交通搞好。在世博园区中，有工厂的搬迁费用。比如江南造船厂搬到了长兴岛；上钢三厂过去污染很重，现在搬到宝钢边上，同时改造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大大降低了污染。我们还把18000户住在危棚简屋里的居民搬到了世博家园，改善了居住条件，所以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对世博会的投资，在我们现在的安排里没有中央财政的资金，上海是利用贷款，变成土地储备，世博会结束后在开发的过程中偿还。我估计这个钱是能收回的，我们的目标是持平、不赔不赚，如果赚的多，那就要多建一些经济房供给我们的中低收入居民。

 

世博会，上海准备好了吗

　　吴：有很多人说举办世博会和举办奥运会一样，是中国人形象的展示，到时候会有很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到上海来看世博会、来看上海的市政建设。您觉得上海的市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赞美或者是挑剔？

　　俞：既准备好迎接挑剔也准备好迎接赞美。我们举办世博会不是为了被赞美，也不是为了被挑剔，是为了创造一个平台：中国和国外展示交流的平台、使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平台、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平台、宣传城市科学发展理念的平台，这是我们的目的。世博会期间，会来很多外国人，他们会看到上海、看到中国。我们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不足，挑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能发现我们的缺点并加以改正。

　　吴：我相信现在上海本身也在查找不足。怎样调动市民积极性，怎样喜迎八方宾客，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努力？为了筹办上海世博会，上海这7年有多大的变化？世博会能为上海展现什么？

　　俞：我们为筹办世博会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园区里，上钢三厂和江南造船厂搬走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变化。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在迎接世博会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不足在于软件，城市文明习惯和服务单位素质还有很多不足。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有些习惯改起来也非一日之功。比如说随地吐痰、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线。但是利用世博会这个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很多志愿者上街劝导，可能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我们有个“迎世博600天行动计划”，一是进行市容整治，二是提高窗口单位服务素质，三是改进文明状态，力求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提高。市容整治就是治理脏乱差的地方，同时尽可能把附近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改善一下；提高窗口单位服务素质，就是提高食品卫生单位、航空、铁路等窗口单位的服务水平；改进文明状态就是改变横穿马路、随地吐痰等陋习。第一个方面比较容易；第二个方面主要抓规范化管理，也会上一个台阶；第三个方面有进展，但是进展比较迟缓，因为有些习惯你要他改过来，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

 

一切留给历史和群众去评价

　　吴：可以说世博会为上海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好机遇，在这些年的城市建设中上海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缺憾呢？

　　俞：上海取得的成绩是一目了然的。你看，我们现在就在浦东，建成了新的金融区；上海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缺憾总是有的，上海在城市建设中肯定有不足，我到上海工作几年，在城市建设中也会留下些不足。我在青岛工作了8年，青岛新城区的海边本来应该建更宽的绿地，结果盖了过多的房子，当我发现时已经晚了。离开青岛时，我说我在青岛留下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难弥补的缺憾。这种缺憾，有眼光问题，就是你的视野够不够；有操作中过于追求钱的问题，因为批的地多，土地收入多，搞建设的钱就越多。所以不能急功近利。

　　城市的缺憾，首先是城市规划的缺憾，规划上是不是有重大失误，是不是控制住了，这里头要避免的就是急功近利。其次就是我们经验不足导致的缺憾，比如地铁建设，因为防噪声的经验不足，地铁噪声和振动较大，这些问题正在逐步弥补。一座城市的领导，工作几年总会有些成绩，也总会留下一些后人需要弥补的东西，关键是要吸取过去的教训，避免犯前人曾经犯过的那些错误。

　　吴: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听说您在来上海的时候向中央要一位懂金融的副市长，所以屠光绍副市长来到了上海，是不是有这样的故事？而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也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俞：调我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上海缺管金融的副市长，后来政府要换届了，我问大家对新的政府有什么希望和要求，结果有一条就是希望上海能有位懂金融的副市长，可以说这是大家的共识。所以我们向中央考察组提出了建议，希望能选派一位懂金融的副市长来上海，就是这么个过程。

　　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从很早就开始了，但是近几年内地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也不少。在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出来时，中央政府有没有和你们提到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什么特别期望？

　　俞：提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有很多年了，所以中央这个提法是一贯的，不是现在冒出来的。最近这个文件把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具体化了。温家宝总理去年来上海，我们向他汇报，他说搞一个文件比较好。我们经过一年调研，形成了一点思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首先要成为一个市场中心，实际上目前内地主要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也都聚集在上海。其次要做两件事，一是先行先试，各种新的金融产品，新的交易方式，争取在上海先试；二是改善金融环境。通俗讲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文件把这些具体化了。

　　从长远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根本的一点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和监管等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我们的税收环境、信用环境和其它监管环境有很多跟国际惯例不相适应，我们和香港的差距就在这儿，实现这个目标非常困难，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研究清，研究透，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中央提出建议，逐步加以推进。

　　吴：有位网友询问：您认为上海的房价高不高？还有一位网友问：似乎众多官员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您是否会言必信，行必果呢？（编者注：在专访间隙，俞正声同志应邀回答了凤凰网上部分网友的提问。）

　　俞：房价高不高？高啊，当然高，我觉得房价高。首先要想办法增加供给量。有些官员是有说一套做一套的毛病，“众多”好像太多了点。是不是每件事都能做到言必信，我不敢说做得到，但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行为指南。

　　吴：闵行区在建房屋整体倒塌事件的调查进行得如何？这件事，您第一反应做了什么样的部署？

　　俞：闵行区在建房屋倒塌是早晨，韩正市长给我打了电话，到办公室后，我写了一个意见,大致意思就是调查要从规划、招投标、设计、施工、监理、资质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调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因为当过建设部长,我知道工程质量事故不能单纯就事故本身的原因去调查，往往在其它环节上有违法违规的行为，所以要把这些环节都查清。招投标有没有违规？施工企业资质够不够？开发企业资质够不够？建设队伍水平高、监理到位，就不会出低级错误，这些环节把不好，后面就容易发生问题。

　　我对事故处理有三条意见：第一是“快报事实”，事情发生了赶紧把事实报出来，老百姓关心啊；第二是“慎报原因”，就是原因你要科学分析，不能想当然，要专家说了算，领导不能有任何倾向性意见；第三是“依法处置”，法律怎么规定就怎么处理，有意减轻或加重都不行。

　　吴：这个事情暴露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传说在现在的地产圈里有一些官员参股、利益分享的情况，目前我们调查的情况如何？

　　俞：这是我们第二步要调查的问题，就是在各个环节中有没有官员勾结，低价拿地，这属于纪律检察和检察院调查的范围，这些问题的回答要慎重。我们不能、也不会去包庇任何人，但是对人的处理要依法依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凡是违法都要严肃处理，再高的干部也不会包庇。陈良宇，中央不也一样严肃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包庇的理由。但是要把事实搞清，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吴：您刚才提到了陈良宇案，2007年您到上海时各种案件余波还在荡漾之中。您在那种情况下调入上海，中央是怎么对您说的？中央对您又有什么期望？您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的？那时候特别希望来上海做些什么？

　　俞：就是好好工作吧。相信上海的干部和群众，上海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陈良宇是他个人的问题，不代表上海的党组织，更不代表上海的广大群众。上海在全国的改革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应该取得更好的发展。当时，我没有特别想做什么，我只想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尽心尽力，努力做到尽职。尽心尽力是可以做到的，能不能尽到职，做到职务所要求的那种成绩、业绩，这个很难说。所以尽心尽力努力做到尽职，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吴：每个人对职务的理解都不一样。您怎么理解现在这个职务对于您的要求？

　　俞：这个职务的要求第一当然是要廉洁奉公；第二是要努力使上海经济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上海发展难在哪儿？主要有两点：一是上海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这片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建设，必须发展高端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海的经济必须转型，这方面难度很大。第二就是利益矛盾的调节问题，处理历史形成的利益矛盾有困难，比如，不同地区的养老水平差距而产生的矛盾怎么办？现实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比如，上海还有很多危棚简屋，要改善就得搬迁，多数人赞成拆迁，希望通过拆迁改善居住条件，但也有一部分人自己有了房子，把旧屋出租了，他们要求的就不是改善居住条件，而是高的资金补偿，要形成一致意见很困难。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两大难题。

　　吴：您在上海主政不到两年，如果有一天要离开上海的话，希望上海市民怎么评价您。

　　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么评价那是历史的事。我希望静悄悄地来了，再静悄悄地走，这就行了。历史的评价不是我们考虑的事，群众的评价是群众的事情，做一个地方领导，老想自己历史上留点什么，别人怎么评价自己，这会妨碍你做出正确的决策，该触及的矛盾不敢触及，应该长远做的事情非要挪到当前来做，可能他一时会有点什么东西，但这样的领导是经不起历史长河检验的，我不希望做这样的领导。要对历史负责，对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负责，因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

　　吴：您的家庭背景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您来自一个世家，您的父亲是第一任天津市长，母亲是我们的前辈，这样家庭的生活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对您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俞：父亲在我12岁时去世了，我的母亲是今年1月份去世的。说到他们对我的影响，就给你举两个例子吧。我开始是在一所干部子女很集中的地方上的小学，后来小学5年级时，父母决定把我转到胡同里一所普通的学校。你可以想想他们的用心是什么，为什么把我转到这样的学校去。第二个就是我母亲去世时的住房，面积小于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住房。你可以想想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留给我们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希望我们做一个跟老百姓一样的人，不要有特权，不要谋求特权。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把父母的骨灰合葬在一个普通的公墓里，很普通，墓碑上没有写任何生平和他们的官职，我想这符合他们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做人准则。

　　吴：您小时候想到过今天会从政吗？

　　俞：从来没想过从政，小时候的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那时候是很纯真的人，没想过今后从事什么职业。后来上大学考了哈军工，就是想从事国防科研，为国防科技事业献身。现在有的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就是你想的那些，现在的一些干部不那么想，你跟他们讲了，没用，但还是要讲，我相信大多数干部。政府要取得群众的信任，政府公务员如果不真心为群众办事是不行的。

　　吴：您到了上海以后，对上海干部提出了“十不”承诺，这“十不”承诺有没有达到事实上的效果？是不是有人因为违背承诺而受到纪律处分？

　　俞：承诺就是一种要求，不是纪律的约束，表示我们对干部的一种期望。你说违背承诺就纪律处分，这个不准确。纪律处分有纪律处分的条例。陈良宇事件之后，上海的市委，上海的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这是个不言的事实。怎样改变这种状况？要靠干部自身作风的改进，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首先我们的政策要对头，这个政策首先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才站得住脚。其次就是干部要以身作则。党章规定，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员的条件，如果连这条都做不到，还当什么党员呢？上海的党委、政府要使上海的群众支持我们，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我们要前进，做到这点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努力。

　　吴：谢谢书记接受我们的采访。